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他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自古以來，人們對教師的贊美之詞溢于言表。但是，頂著教師光環的他們，工作真的有那么美好嗎？難道就沒有什么壓力？當然不是，下面，一起來了解一下當下人民教師光環背后又都承受著哪些不得已的苦衷。

　　“鐵飯碗、受尊重，還有寒暑假”，公眾眼中的“教師”似乎是令人羨慕的。但對于1270萬中小學教師來說，工作真的有那么美好嗎?

　　忙碌成為教師常態

　　盡管離學校只有20分鐘車程，但每個工作日，杭州市某重點中學語文教師文菲(化名)還是要6點多起床，簡單收拾一下便匆匆出門。雖然有時上午只有兩節課，“但是忙碌是常態”，備課、改作業，還要開會、參加培訓，她直言，“我們的工作不只是上課那么簡單”。

　　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規劃“中學專任教師工作量狀況及標準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教師每周工作時間都在54小時以上，實際工作時間超過法定工作時間25%。工作日晚上加班的現象比較普遍，超半數教師每晚加班至少1小時。除此以外，教師所承擔的工作內容繁多，許多非教學的“隱形工作”耗費了教師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實際用于課堂教學的時間不足總工作時間的1/4。

　　“教師的很多工作是隱形的，很難進行量化。”云南大學教授羅志敏坦言，這種情況是由教師的職業特性決定的，這就使得教師的生活與工作“難以分割開來”。

　　北京市某重點中學初二年級班主任唐莉的電話和微信被班上每個家長保存著。幾乎每天都有家長來電或發微信詢問孩子的學習情況，事無巨細。剛開始，“理解家長心情”的唐莉并沒有感到不妥。但是后來她發現，“這樣的溝通真的成了包袱”，一個電話持續半個甚至一個小時，休息時間經常被占用。

　　和很多教師一樣，花費精力和家長溝通，讓唐莉“頭疼不已”。一次，唐莉主動給一位嚴重近視的學生調換了座位。換完座位的第二天，她就接到了5位家長的電話，都稱自己孩子看不清黑板，要求換座位。“沒有一視同仁”“管理過于死板”的評價讓唐莉左右為難。唐莉坦言，自己被當成保姆，“抬手動腳都不自由”，按照自己想法管理學生“完全不可能”。

　　學生成績差責任在教師，出現了磕碰責任在教師，甚至有時候與同學發生摩擦，沒有出面解決問題的教師也要背負責任。羅志敏認為，“教師被賦予了超出職業本身的高期望”，在部分家長眼里，教師要對學生在校期間的所有事情“負責到底”，然而，“這并不合理”。久而久之，家長與教師之間的信任關系變得脆弱，同時，也嚴重影響了教師群體的社會地位感知和職業滿意度。

　　收入不高，養家太難

　　3205元，10月初山西省晉城市某重點中學教師張慶燕(化名)收到了工資發放的短信提醒，“加上績效還不到3500元”，從教16年的她開玩笑說：“掙得還不如學校旁邊賣麻辣燙的小販多。”

　　《教師藍皮書：中國中小學教師發展報告(2014)》的調查結論是，我國教師工資水平在全行業間處于中下水平。其中，北京中小學教師工資水平在全國居于前列，但藍皮書指出，“從實際水平及其職業吸引力來看，仍不算高”。

　　記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教師對自己的工資待遇不滿意。長期低工資的狀態，正在降低這個職業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也在挫傷不少在職教師的工作積極性。

　　在中部某省鄉鎮中學當了3年地理老師的耿東東，最終放棄了正式編制，選擇辭職。問起他離職的原因，耿東東直言，“工資太低”，基礎工資2000元，課時費1.5元一節，“這個收入養家太難”。對大多數教師來說，存不住錢，收入所得僅夠支撐溫飽，“但我們都不是一個人在過生活，還不起房貸，看不到前景，心里充滿了挫敗感”。

　　常年進行相關研究的東北師范大學教授李廣平對此表示認同，“近年來，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處于波谷狀態，不管是從橫向還是從縱向對比看，工資水平都讓人很有落差”。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明確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然而，“教師工資水平不可能和公務員比”，華中師范大學教授付衛東解釋，“教師群體比公務員更為龐大，基層教師的收入主要依靠縣級財政撥款，實際上，很多縣是拿不出這么多錢的，學校不是營利機構，教育也不是經濟產業，除非國家向教育財政投入作出巨大的傾斜，否則達到教師與公務員工資持平的目標幾乎不可能。”

　　容易產生職業倦怠感

　　記者進入某網絡論壇的“教師”板塊，“錢少、事多、離家遠”的調侃和抱怨比比皆是。在校園里，人際關系簡單純粹，但對于一些年輕人來說，閉塞、單一的工作環境卻帶來了“壓抑和茫然”。

　　“備課、上課、與家長打交道，工作內容天天重復，知識能力難以提升，上升通道幾乎沒有，感覺和社會脫節了”，耿東東這樣描述曾經的苦悶。“不管是什么職業，不斷進行知識的更新和能力提升是當今社會的要求”，從教后的耿東東幾乎沒有參與過教師培訓，報名參加市里的培訓，得到的回復總是“名額有限”。記者調查發現，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終身發展的教師培訓并未被廣泛開展。反而，跳槽到工程管理行業后，除了收入的明顯提高，“知識不斷更新，社交圈子不斷擴大”，新環境讓耿東東滿懷激情。

　　3年前，王蕊蕊成為河南登封市某鄉村的特崗教師，時常會為了教授學生不同的解題方法查閱各種書籍，認真備課。但是她發現，鮮有老師愿意和她交流探討。

　　“講那些干嗎用，這又不是考試重點”，同事的一句話“像一盆冷水一樣”澆滅了王蕊蕊的熱情，“甚至有老教師還會笑我，‘別太費心，慢慢熬吧，只要學生不出事就行’。”

　　王蕊蕊所在的學校共有23名教師，20多歲和50歲以上教師近20人，中年教師所占比例只有10%左右。在教師年齡斷層很嚴重的鄉村學校，“從事基層教育工作很容易產生職業倦怠感”。

　　職業倦怠感不僅僅困擾著王蕊蕊，原本“熱愛教師職業”的北京市西城區某中學音樂教師劉漪在從業不久后，就想過跳槽。在劉漪看來，學校的激勵機制“很難令人滿意”，職稱評價多數時候只能靠“熬年頭”，尤其是她這種副科老師“更是難上加難”。

　　職稱評聘受阻、待遇難以滿意、壓力高度集中……但拋棄正式編制、想徹底辭職的教師往往勇氣不足，而“想跳槽”的想法卻又無時無刻不在，不少教師最終總是在去還是留的無奈中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