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結構性指標作為政策的支持

　　目前，國際上關于幼兒園的質量有兩類指標，一是結構性的質量指標，二是過程性的質量指標。

　　幼兒園結構性質量指標中涉及兒童的要素有師生比、班額大小、生均活動場地面積、生均玩具和圖書數量、生均大型運動器械數量、生均生活設施數（如廁所蹲位數）等；涉及教師的要素有受教育程度、工資待遇、工作年限、穩定性、繼續教育情況等。這些指標要素一般為政府部門所規定，有的國家（或地區）將其定為法律。結構性質量指標有的比較細，有的則比較粗，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公開透明，既作為幼兒園的設立標準，又作為政府及公眾檢查監督的指標。

　　結構性質量指標標明幼兒園基本質量情況，要素的多與少，細與粗，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幼兒園質量要求的高與低。因此，用結構性質量指標中的各要素，可以監測全國或某個地區的全部幼兒園基本質量情況，這種監測可以做到公開透明，公平公正和公眾參與。同時，各地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具體列出需要的質量要素。

　　學前教育是公共教育，因此，政府應當把所有涉及幼兒園質量的結構性質量指標及相關要素向社會公開（已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讓公眾知道根據什么來判斷幼兒園的基本質量；幼兒園是公共教育機構，也應該真實地向社會公開基本結構性質量要素情況（公共服務必須公開），從而讓政府與公眾都能對其進行檢查與監督。政府通過建立起信息公開制度，確保幼兒園基本質量要求和基本質量情況能向社會公開。

　　幼兒園基本質量情況并不需要組織專門人員到園進行評估，只要能保證幼兒園基本信息的真實公開（為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可以通過公眾代表對幼兒園進行公開的結構要素進行實地抽檢），就可以根據要素對幼兒園的質量情況進行分析，并可以發布幼兒園質量監測報告了，公眾也就能做出質量判斷，這就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質量監測也并非要把幼兒園進行排隊比較，通過對質量要素的分析，找出存在的問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改進并提升幼兒園質量。當然，在質量監測的分析中，幼兒園在要素上一定是有差距的，這種差距反映出存在的問題，不斷縮小要素上的差距，應當是幼兒園追求的目標，也是政府所追求的目標。這是一種對幼兒園基本質量比較簡單的評價，既能保證一定的公開，也保證了一定的公平和公正。

　　結構性質量評價，不僅有助于了解幼兒園基本質量情況，也有助于政府對全部幼兒園的質量情況有一個總體了解，從而為制訂相關政策提供比較細的數據支持。

　　綜合使用過程性指標深入支持評價

　　幼兒園的過程性質量指標包括了課程執行情況、師生互動情況、家園合作情況、兒童發展情況、人員及后勤管情況等要素，這些要素的情況不是通過基本信息公開就可以得到的，它們需要專門的人員，經過長時間對幼兒園日常工作、教育活動的觀察，通過各種途徑對幼兒園體運作情況了解才能掌握。因此，幼兒園過程性質量評價工作并不是政府部門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的，而且，要對一個地方大量幼兒園進行過程性質量評價，不僅時間長，工作量大，還要耗費大量的人力，這是政府對幼兒園管所難以實現的。

　　目前，許多國家對幼兒園過程性質量評價進行了大量研究，也積累了很多有益的經驗。但過程性質量評價大都研究機構、專業組織獨立完成，或是政府委托完成。因此，政府應該盡快轉變教育的管職能，發揮大學、研究機構的作用，同時大力發展專業組織，通過購買服務完成對幼兒園過程性質量的評價。

　　幼兒園過程性質量評價，并不需要涉及所有幼兒園，可以根據政府的需求，研究機構或專業組織，通過對幼兒園的抽樣（分層或分類）來進行。可以是針對某一方面的專題進行評價，比如幼兒園里師生互動情況的專門評價、課程執行情況的評價，也可以是針對幼兒園全面工作情況的評價。

　　過程性質量評價，是對幼兒園體或某方面工作進行評價，它與結構性質量評價一樣，也不是對幼兒園排隊、貼標簽，而是為了公眾更深入了解幼兒園體或某方面的質量，為政府制訂關于幼兒園相關政策提供深入的支持，或是為幼兒園調自身工作提供有效的策略。與結構性質量評價不同的是，過程性質量評價必須研究機構或專業組織來完成。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學前教育的改革與發展，而改進目前幼兒園質量評價方式正是轉變政府職能，改進政府教育管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它能有效地推動個學前教育管方式的改革，并能促使學前教育真正成為公眾關心并參與管的公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