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天津市教委發布《天津市居住證持有人隨遷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實施細則(試行)》，此細則明確規定務工人員要提供居住證、合法務工證明、合法居所證明、原籍戶籍證明和子女的預防接種證，并應在入學前一年到居住證載明的居住地所屬區縣教育行政管部門申請登記，同時，明確要求提供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這些政策在具體執行中，還有很多附加的&ld;隱形條款&rd;。2015年北京非戶籍學生家長做過統計，要想入學，實際上須備齊28個證件才有參加初審的資格，其中很多證件，需要提前很多年準備。

　　政策為什么收緊？

　　熊丙奇認為，這些政策的頒布是基于&ld;控制人口總數&rd;的管思路，就是擔心放松入學條件會造成大量非戶籍人口涌入，進一步加劇大城市的臃腫。

　　比如，北京市在2012年發布的《關于北京市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方案的說明》中明確，作為首都，需要妥善處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需要統籌考慮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升學考試利益等難點問題。天津市教委也透露，大量隨遷子女向城鎮和城郊結合部集中，給本市教育資源帶來很大壓力。

　　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不均衡，也是造成非戶籍人口入學難的重要原因。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目前，國家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則是以流入地解決為主，即義務教育經費主要地方政府負擔。這樣一來，農民工在省內流動，教育經費省內統籌，孩子進城讀書問題不大；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財政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就會提高門檻。

　　《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顯示，目前全國農村約有留守兒童6102萬人，占農村兒童的377%；約有1793萬孩子一年只能見父母1到2次；約有921萬孩子&ld;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rd;。研究顯示，如果不能保證每3個月見一次，孩子對于現在生存狀況的焦慮及&ld;煩亂度&rd;會陡然提升。

　　&ld;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滯后，安全監護、心問題也比較突出。解決城市管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的難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rd;熊丙奇說。

　　讓教育經費可攜帶，保障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權利

　　事實上，解決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難題，政策路徑已經很清晰：

　　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等文件要求，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問題，應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同時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此外，對符合當地政府規定接收條件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學校就讀的，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對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擔義務教育辦學任務的民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隨遷子女，也撥付相應教育經費。中央財政以獎補資金的方式，對各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予以獎勵性支持，主要支持東中部地區接收隨遷子女較多的省份。

　　&ld;政策圖景很好，但現實中仍有兩個梗阻：一是北上廣等農民工數量較多的城市提高門檻，導致很多家庭只能分隔兩地，孩子回原籍讀書；二是入學之后，保障程度有差距，有的雖然進了公辦學校，但只能入讀&ls;校中班&rs;；有的入讀教委主導建起來的打工子弟學校。這是人為制造隔離，影響城市各群體相融。&rd;熊丙奇說。

　　去除教育&ld;梗阻&rd;，把新市民留在城市，還需要對癥下藥：

　　&ld;首先要轉變城市管念。停止靠教育政策調控人口的做法，保障每一位孩子上學的權利。&rd;熊丙奇認為，應調資源配置思路，以產業導出等方式，合引導人口分流。&ld;通俗講，先把城市功能分解出去，再把農民工疏導出去，最后讓孩子隨遷；而不是顛倒次序，先把孩子攆走，再讓大人不得不走，最后考慮城市功能轉型、規模瘦身。&rd;

　　&ld;這里面還有戶籍制度的問題。當前一下子改變戶籍制度比較困難，特別是對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但是可以把城鄉居民享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從戶籍上剝離。&rd;儲朝暉說，讓教育經費等公共財政資源&ld;跟人走&rd;‐‐比如建立完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共教育經費流轉制度，當他們的子女離開流出地時，其相應的教育經費可參照社保資金的方式流轉，為其在流入地就讀提供保障，減輕流入地政府的財政負擔。

　　2015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決定從2016年起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在合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和城市義務教育獎補政策的基礎上，建立城鄉統一、重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教育經費可攜帶，適應新型城鎮化建設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形勢要求。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屬于農民工子女的那塊&ld;教育的蛋糕&rd;不會因為他們進城和爸爸媽媽在一起而縮水。希望不再有哪個孩子，孤獨地留守在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