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情感障礙，學習心學的王小琪曾這樣自我解析：&ld;在和異性的關系處上，因為過于彪悍，我嚇走了很多異性。很多留守兒童在男女關系上，要么像我這般高貴冷艷別扭，要么就是混亂。這是源于安全感的極度缺失不自覺就高冷了，其實這不過是一種自我保護而已。&rd;

　　村小放學后，幾位老人帶著各自的孫子、孫女往家走。孩子們的父母都在北京、天津打工，一年回家一次，孩子們常年老人們看管。劉飛越/攝

　　后果漸顯

　　2010年3月的一個上午，18歲的田玉從富士康龍華宿舍的四樓跳下，當時她剛來富士康1個多月?；杳粤?2天后，她醒了，發現自己左腰部以下癱瘓。

　　作為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是中國制造業的一個標桿，而&ld;連跳事件&rd;更讓這個大陸最大出口企業在中國經濟起飛史上，留下沉重一筆。2010年一年里，有18名工人試圖在富士康廠區自殺，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傷。逝去的生命十分年輕，定格在17歲到25歲。

　　富士康嚴苛的工作環境和軍事化管首先被歸因。蔣能杰的助手王明飛曾在富士康打工，他對中國青年報&iddt;中青在線記者回憶說：&ld;工作的地方，就是一個流水線。大家穿著防塵服，只露出兩個眼睛。我們不能說話，面著面上了一個月班，不知道對方是誰。很恐怖。&rd; 王明飛很郁悶：&ld;下班時，出廠門黑壓壓一片。宿舍分兩班，即使休息時，也很難和別人說上話。這樣生活。沒病也會憋出病來。&rd;

　　深圳心咨詢行業協會會長鄒光宇發現，在自殺現象最集中的富士康龍華廠區，當時的40萬工人里，80%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其中許多人曾是&ld;第一代留守兒童&rd;。 鄒光宇發微博說，&ld;上一代農民工一般比較能吃苦抗壓，而這一代年輕人尋夢想一旦破滅，就意味著巨大的心災難。 這是一個需要呵護的心弱勢群體。&rd;

　　基于3500多份調查樣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建華和清華大學的黃斌歡也發現：&ld;相比同齡非留守群體，有留守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更難適應高強度和高重復性的簡單勞動。&rd;

　　1990年出生的王明飛，從記事起父母就在外面打工，據他的觀察，工友許多跟他一樣是爺爺奶奶帶大的，一到城市里很不適應。&ld;有的靠喝點酒、唱歌排解壓力。有的就談戀愛。那種環境下，有愛情滋潤還好一點，萬一感情出了問題，就會想不通。&rd;

　　田玉也是一名曾經的留守兒童，在湖北農村祖母撫養長大。在蘇醒過后，她對香港工大學的潘毅教授講述了跳樓的緣：于曾調換過廠區，工資卡交接出現問題，她未能領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在往返交涉后，工資仍沒有著落，那時她用完了帶到深圳的錢，手機又壞了，無法跟深圳的表姐聯系。

　　&ld;我很絕望，腦袋一片空白。&rd;這是她跳樓前的心情。

　　&ld;田玉麻煩并不大，如果有一點外界幫助，也不至于走上絕路。&rd; 潘毅說，&ld;可是在最焦慮的時候，她卻沒找到任何支持。&rd;

　　&ld;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需要從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一定的情感支持，否則就會產生孤獨、抑郁、焦慮等不良情緒，嚴重者會發生心上的崩潰。&rd;安徽師范大學何海波在其論文中寫道：富士康打工者的焦慮，&ld;一方面，童年時父母的缺位直接造成了成年后他們應對逆境和保持心健康的能力較差。另一方面，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剛剛離開學?；蛘呒亦l，還沒能建立新的社會關系支持網絡。&rd;對于田玉來說，在最后關頭，她甚至沒有得到來自父母的心支持，她和家里不直接聯系，實在有事就通過表姐，與表姐失聯，就切斷了所有親情援助。

　　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閡，體現在許多留守兒童身上。在記者采訪中，時常聽到這樣的傾訴：&ld;12歲以后，我就不會讓我媽洗內衣&rd;，&ld;進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張床上，感到特別不自在&rd; &ld;我從來都只叫&ls;媽&rs;，叫不出口&ls;媽媽&rs;‐‐&rd;

　　&ld;許多父母認為孩子還小，有爺爺奶奶照顧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來，那個時候才重要！可那時候你已經喪失了跟孩子建立親子關系最關鍵的時期。&rd;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喬東平說，&ld;那時再來建立親密關系就很難了，這些孩子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支持。&rd;

　　不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會擴展為更大范圍的人際隔膜，從而對外界關上心門。在張旭東等學者對留守兒童的調查中，有176%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是自己。

　　&ld;這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中國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線上，都有這樣程度不同的心疾病患者，這是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大隱患。&rd;鄒光宇說，&ld;社會必須正視這個事實&rd;。

　　在一所鄉村學校進行沉浸式采訪后，報告文學作家關軍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經過100天的鋪墊，即將離別的時刻，關軍安排了跟留守學生一對一的交流，他看到了&ld;貝殼張開&rd;的時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開堅硬的保護殼，露出不輕易示人的一面。說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們常常哽咽，一邊哭，一邊摳桌角，或撕扯紙片。

　　&ld;就像一只只貝殼以一定的角度張開，或大或小，我短暫窺見了孩子柔軟的內心世界。&rd;關軍說，&ld;雖然孩子們一出門，很快又變回了原樣，貝殼已經合攏，就像什么都不曾發生。&rd;

　　現在，關軍確信：留守兒童問題不是臆想，它是一個真實重要的存在。

　　邁過拐點

　　在知乎上，大多數講述者最終表達了與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兒童在智上解了父母當年的選擇。7歲就開始留守的陳希寫道：成年之后，和父親的關系有所緩和，也意識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們的局限。&ld;原諒他們的局限就像原諒自己的出生一樣，是和解的開始。&rd;

　　對于父輩的出走，葉敬忠稱之為經濟力量的&ld;無聲強制&rd;。&ld;沒有聲音強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來又怎么辦？&rd;葉敬忠說，&ld;不要在道德上指責他們，在當時，他們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夠的正當性。&rd;

　　然而，隨著我國進入&ld;中等收入&rd;國家，怎樣對待留守問題，社會輿論開始出現反轉。&ld;這是因為經濟快速發展與社會矛盾激化的&ls;雙刃效應&rs;日益凸顯。&rd;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陸士楨分析說：&ld;體現在留守兒童問題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質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狀況不斷優化；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生存環境，包括家庭環境持續相對惡化，尤其是留守兒童惡性事件近年成爆發之勢。&rd;

　　2015年的&ld;6&iddt;9事件&rd;是個標志性事件。當年6月9日，貴州畢節一個家庭的4個留守兒童集體服毒自盡，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才5歲。據民政部社會事務司未成年人保護處林依帆透露，這個事件直接推動了國務院高規格文件的加快出臺。

　　2016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首次提出，要&ld;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rd;，&ld;到2020年，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rd;。這份史無前例的高規格文件，還明確規定了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部門職責：民政部牽頭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ld;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動作？因為留守兒童問題已經到了某種臨界點，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我們不能保護這個國家最弱小的子民，我們國家的合法性在哪？我們經濟發展有何意義？&rd;林依帆說，&ld;留守兒童問題拖不起，也等不起，我們要以最大的行動去破解這個問題。&rd;

　　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ld;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邁過拐點，政府已有實力來兼顧一些社會福利。&rd;陸士楨是個堅定的&ld;兒童優先論者&rd;，她引用美國經濟社會學家澤利澤的話說，孩子具有社會文化屬性和道義上的&ld;無價性&rd;，對待兒童，&ld;需要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一個非常規的市場，非經濟的標準來規制。&rd;

　　陸士楨說，目前頂層設計已經有了，需要做的是讓它能落地。具體地說，主要就是建構留守兒童救助和保障機制，重點確保資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體系，強化監護監督運作力度；全社會多方合作，讓留守兒童的關愛扶助制度化。

　　農村人均收入也已邁過拐點。&ld;2015年，全國農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現在許多村子里小樓林立，小車也不少。&rd;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宏艷說，&ld;打工父母離開孩子的正當性在消弱&rd;。

　　即便是畢節四兄妹家，家里也起了小樓，出事前存折還有3000元存款。&ld;可哥哥卻在遺書里寫&ls;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rs;。&rd;孫宏艷說：&ld;是什么讓一個13歲的孩子如此絕望？這個質問希望他們父母能聽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兒童的家長能聽到。&rd;

　　2014年底，蔣能杰拍完第三部關于留守兒童的紀錄片《初三》后，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拍攝這個題材。在這之前，他的紀錄片已經很有影響，伴隨的公益活動也做到了極致，各種采訪和捐贈紛至沓來，美國俄勒岡州的大學生也到村里來調研。

　　因為影片中講到過上學交通不便，湖南衛視甚至給村里贈了一輛校車。但是當地道路太窄，安全是個很大的問題。后來，路修好了，當地政府卻無法負擔校車司機和汽油開支。 &ld;作為一個獨立紀錄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rd; 蔣能杰當時說，也許今后拍攝的紀錄片會跟商業體制靠攏。

　　然而才過了一年，蔣能杰又掉頭回來拍攝一部留守兒童題材的劇情片。這一年關于留守兒童發生了許多事情，有好的，有壞的。敏感的他感覺到，也許一個向好的拐點真的快來了。他決定還是要做點什么，讓他的兒子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ǔ搪?胡寧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