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入學難、生源荒，應該說是當下不少農民工子弟學校都普遍遇到的情況，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地方對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抬高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眼下，上海農民工子弟學校正式進入&ld;門禁時代&rd;，一邊入學難，一邊生源荒，到底該如何破除，還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

　　身為上海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校長，鮑遠寶知道，自己的學校&ld;離關門不遠了&rd;。

　　3年來，招生成了他最頭疼的事情。一邊是日益空蕩的校園，學生數量從1200人直線跌至700人，一邊是在辦公室落淚的家長，懇求他想想辦法收留孩子入學。

　　將這些孩子擋在門外的，并非是緊張的學位，而是一張卡片大小的《上海市居住證》。

　　2013年12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規定，來滬人員適齡隨遷子女需在本市接受義務教育的，須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內的《上海市居住證》，或父母一方滿兩年的《上海市臨時居住證》及靈活就業登記證明。

　　在滬繳納6個月社保，并提供合法穩定的住所證明，是辦居住證的兩道主要門檻，看似不高，但對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來說，卻怎么都夠不著。

　　新政頒布后第一年，鮑遠寶所在的浦東新區民辦航頭小學，新生數量從以往的200人銳減一半。今年9月，只招到30個符合條件的孩子。他了解到，有學校甚至只招到1名學生。

　　他知道，寒冬來了。從辦學之初他便明白，此類學校&ld;只是一種過渡&rd;，遲早會隨時代變遷而謝幕。

　　進不來，回不去

　　老鮑絕不是唯一一個遭遇招生困境的校長。

　　這3年間，他不止一次聽到其他校長感慨，&ld;生源萎縮得太厲害。&rd;一位在上海從事農民工子女教育工作、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現在到了&ld;生死攸關&rd;的時刻。有的學校全部學生加在一起不足10人。

　　在老鮑看來，入學門檻的提高無疑是重要原因。有學者作過統計，上海及北京市繳納社保的農民工不到四成，&ld;大多數人在這一環節就被卡住了&rd;。

　　在上海打拼了17年的安徽人老吳，為了讓女兒升入小學，&ld;用盡了全部力氣&rd;。然而，好不容易跨過社保這道坎，他卻倒在了&ld;合法住所證明&rd;上。

　　一年半前，他便開始為孩子入學仔細規劃。先前做小生意的他，特地換工作到一家能交社保的快遞公司，全家也從15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一間更大的平房里。在賓館做清潔工的妻子心疼不已，房租從每月450元漲到了500元，只為租一間有房產證的正規房。

　　沒想到，老吳還是沒拿到那張長86毫米、寬54毫米的居住證。

　　公司起初為他繳納的是浙江寧波市的社保，要求滿一年后才能給轉成上海社保。在他的再三懇求下，公司給他提前了兩個月。孩子入學報名時間一天天逼近，一熬到社保滿6個月，老吳便趕緊找到房東，辦房屋租賃合同登記備案證明。

　　房東原本答應配合，最后一刻卻反悔了。村里人告誡他，&ld;不要將房產證借給外地人辦居住證，小心孩子以后把戶口落在你家。&rd;

　　老吳并不怪房東，只是自己默默嘆氣。他知道房東&ld;是個好心人&rd;，&ld;只是被村里人的話嚇壞了&rd;。

　　后來，為了養家糊口，老吳又辭了快遞公司的工作，貸款買車，跑起了網約車。幾個月后，他才知道辭職后之前繳的社保也沒用了，居住證更加遙不可及。

　　&ld;農民工一般租不起正規小區里的房子，提供合法穩定的住所證明，難度不亞于辦社保&rd;。老鮑說。

　　在新政實施前的2012年，上海市農民工子弟學校在籍人數為136萬人。3年后，這個數字減少為98萬人。

　　一張小小的居住證，賦予了外地人許多戶籍人口享受的權利。老吳最渴望其中一項‐‐讓女兒在身邊長大。

　　&ld;進不來，回不去。&rd;提高門檻不讓進，所以進不來；老家沒人了，所以回不去。這正是老吳女兒的真實寫照。

　　這個打工者家庭在老家&ld;種出的稻谷還不夠全家人吃&rd;。一家三代都來到了上海，如今老家只剩下孩子70多歲的外公外婆。

　　老吳的妻子濕著眼眶說，要不是自己的父親得了胃癌，她或許還會&ld;狠狠心把孩子送回去&rd;。更多的時候，她只是怪自己，&ld;早知道現在這么難，就不生這個二胎了！&rd;

　　上海進入&ld;門禁時代&rd;

　　老吳是上海982萬外來常住人口中的一分子。

　　這是最新的統計數字。每10個在上海常住的人中，就有4個是外地人。2015年，這個數字首次出現下降，外來常住人口減少了15萬人。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流出人口多為外來務工人員。

　　數字背后是上海市越來越嚴格的人口調控政策。今年8月發布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草案）》中，202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目標被設置為2500萬人，此后20年將實現零增長。目前距離2500萬人只有85萬人的差距。

　　老吳居住的那個郊區小鎮，原本經歷著人口的快速增長。每年有兩萬人涌入這座小鎮。外來人口多過本地人。鎮上常常聽到混雜的外地口音。

　　在這里，四五百元就可以租到村民私宅中的一間，第一次來這里的人，很難想象自己身在國際大都市上海。但是對于老吳這樣的外地人來說，這里生活成本低廉，離繁華的外灘不過30公里，坐公交車就能觸到地鐵線的末梢。這里是他們上海夢的起點。

　　然而，這幾年，留下來不再那么容易。兩年前，鎮上便提出&ld;實現人口調控&ls;零增長&rs;的目標&rd;‐‐此前的提法則是&ld;導入15萬人口&rd;。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推進，教育資源緊缺等&ld;大城市病&rd;愈發顯著，包括上海在內的大城市都將人口調控列入城市發展規劃中。

　　上海市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提高，便基于人口調控趨嚴的大背景。

　　校長老鮑記得，新政出臺前入學門檻很低，&ld;基本上只要拿著農村戶口本來，去街道上辦個證明，都可以入學。&rd;在不少校長看來，那是上海對流動兒童大門敞開的時代，也是上海農民工子弟學校的黃金時代。

　　上世紀90年代，老鮑從安徽老家來到浦東航頭鎮。這個位于奉賢、閔行和浦東新區交界之處的小鎮，農民工大量聚集。瞅見機會的老鮑，在家鄉的公辦學校辦了停薪留職，加入了當時頗為壯觀的&ld;簡易學校&rd;辦學熱潮。

　　當時，在上海市舉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并不困難。只需在人口流出地辦&ld;跟蹤辦學證&rd;，在上海報備，外地人便可在滬開辦學校。一時間，上海涌現出500多所&ld;簡易學校&rd;。

　　2008年，上海市在全國開創先河，宣布將在3年內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全埋單。每名學生每年補貼的金額從2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6000元。162所農民工子弟學校逐漸被納入民辦教育規范管，共提供12萬個免費義務教育學位，被稱為&ld;納民&rd;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