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艾滋女孩的求學歷程:校長為其單獨開課(2)
老兩口從醫生那里打聽得知,艾滋病是傳染病。
吳應秋一輩子沒出過湖南,他想的是,艾滋病不就是和非典一樣,還沒有瘟疫嚴重‐‐在他的字典里,瘟疫是最嚴重的病。
2014年的一天,吳應秋發現,莎莎的左邊臉腫起來了,帶到鎮上的醫院去看,沒查出什么問題。
戴淑英想一定是上火導致的牙齦發炎。很長一段時間,她每天給孫女沖板藍根喝。
都不奏效。接下來莎莎的脖子上也出現了類似她父親的膿包。2014年7月,長沙市第一醫院,一份檢驗結果證實了吳家的擔心‐‐莎莎被確診為艾滋病,來自母嬰傳播。
這意味著,當年莎莎母親去世,可能也是因為艾滋病。&ld;但是鎮上只檢查出來腦瘤。&rd;莉莉回憶。
2014年9月1日,本是四年級開學的日子,莎莎向學校申請休學一個學期,輾轉在長沙看病。
7個月后,莎莎的父親病情加重,去世了。
葬禮上,吳應秋燒掉了兒子穿過的所有衣服、用過的被子、臉盆、水桶。
正是暮春時節,高山村盤山路兩邊的稻田馬上要播種,烤煙已經冒出了小綠苗,魚塘里的魚游來游去。高山村有2000人左右,是流沙河鎮勞務輸出大村之一。年輕人們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大多是老人和婦女,以及留守兒童。
這是高山村村民第一次知道&ld;艾滋病&rd;。
50歲的羅素珍總會想到一個場景,越想越害怕‐‐吳鵬飛和他們一起打牌時,食指在舌尖蘸點唾沫,啟牌,再蘸,再啟。&ld;不知道會不會傳染。&rd;羅素珍趕緊找到以前和吳鵬飛一起打過的撲克,扔了。后來一打聽,其他牌友也把吳鵬飛摸過的牌扔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村民們像躲瘟疫一樣躲著莎莎一家‐‐村子里有紅白喜事,只要吳應秋和戴淑英坐的那桌,大家盡量不坐;莎莎和莉莉上學路過鄰居家,大家都躲得遠遠的;原來一直和莎莎玩的朋友,也不到她家里來找她了。
風言風語傳到戴淑英耳朵里,她有點敏感。對兩個孫女說,不要找其他小孩玩。
本已經住在高山最深處的吳家,一時間,從物和心上,都被高山村隔絕了。
面子上掛不住,吳應秋決定,一家人去寧鄉縣疾控中心做檢測。
2015年4月20日,檢測結果出來,吳應秋、莉莉艾滋病初篩的結果是:陰性。醫生告訴他們,陰性就是沒得病。
吳應秋拿著檢測結果,挨家挨戶找人絮叨&ld;我們沒有病&rd;。幾次下來,檢測報告已經被揉得皺巴巴。
村民們敏感的神經終于稍微松弛了。但有村民還是發現了問題:怎么一直沒有看到莎莎的檢測結果?
高山村不大。莎莎的病,瞞不住了。
斷斷續續休學一個學期,2015年4月,莎莎要回到學校讀書了。因為已經到了后半學期,她只能繼續留在三年級。
赤塅完小,是赤新村和高山村兩個村子附近唯一的學校,一共六個班,一個班就是一個年級,有30個左右的學生。
莎莎得病的消息,像病毒一樣,從高山村到了隔壁的赤新村,以及三公里外的赤塅完小。
回校第一天。班主任楊老師把莎莎的座位安排在教室緊靠墻的一邊,自成一列。
初夏時節,天氣漸漸熱起來,莎莎左側脖子上的淋巴已經在流膿,招來了蚊子和蒼蠅,老師給她腳下點上了蚊香,還跟其他學生強調,要多照顧莎莎。
赤新村村民陳大姐聽孩子回來說起,滿腦子都是蚊子叮完莎莎,再叮自家孩子的畫面。她跟老公說,趕緊去找學校。
住在陳大姐家對面的閩奶奶也著了急,孫子的爸媽都在外面打工,孩子被傳染了可怎么交代。
莎莎同學玲玲的爸爸楊波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還沒上課,十幾個家長來到學校找校長。
玲玲記得,那天早上,學校操場上停滿了摩托車‐‐都是來找校長的家長。
家長們向校長建議,讓莎莎回家去治病,不要再上學了。&ld;村民們都知道她爸媽是怎么死的,評論很不好,不能讓她和我們的孩子混在一起。&rd;楊波情緒有點激動。
按家長們的回憶,當時校長和班主任拿出了艾滋病宣傳手冊,跟家長們說,艾滋病的傳染方式只有血液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三種,不可能通過蚊蟲叮咬和日常交流等方式傳播。
班主任楊老師則近乎哀求地跟家長說:&ld;讓她在這讀書算了,沒有問題的。&rd;
溝通無效。
看學校沒什么動靜,家長們陸陸續續把孩子轉到其他村的小學,幾天下來,莎莎班上有一半的學生轉走了;還有一些,干脆在家里待著,不來學校;其他班級,也陸續有學生轉走。
&ld;當時班上只剩下五六個同學。&rd;玲玲說。
&ld;你不能在這里讀書&rd;
一周后,赤塅完小校長辦公室。
寧鄉縣教育局工作人員、主管赤塅完全小學的流沙河鎮中心學校聯點人、赤塅完全小學的校長、班主任,還有來自各個年級的五六十位家長,吳應秋和莎莎,一起開了一個家長會。
教育部門的工作人員跟家長們解釋兩點:第一,艾滋病日常不傳染;第二,莎莎有上學的權利。
寧鄉縣教育局綜合計生科科長黃為明說,為了讓家長們打消顧慮,教育局專門請了疾控中心的專家在現場講解,告訴家長們蚊子叮咬完莎莎之后,再咬其他孩子12000次才會感染;還跟他們解釋艾滋病的三種傳播方式。&ld;當時有家長說,你們說得對是對,但我還是邁不過心里的坎。還有學生家長甚至提出說讓教育局給他們打包票,如果有一天,孩子感染了,要我們負責到底,這個我們是不能答應的。&rd;
黃為明說,教育部門和學校協調之后提出,在學校里單獨給莎莎設一個教室,老師輪流來給她上課。家長也不答應,他們說,只要莎莎在學校,孩子們就有可能一起玩,就有接觸和感染的可能。
參加了會議的流沙河鎮中心學校聯點人彭潘桃回憶,當時的感覺就是左右為難。&ld;一邊要家長滿意,一邊又要保證莎莎不輟學。&rd;
談了一兩個小時,沒有結果。
楊波承認,當時他的態度很堅決。&ld;現在農村也都只有一兩個孩子,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也不可能讓自己的孩子去冒險。&rd;
楊波說,一方面,他愛自己的女兒;另一方面,他又覺得莎莎已經是孤兒了,很可憐。&ld;但在別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中間,我只能選自己的孩子。&rd;
遲遲談不攏,有些家長情緒激動,指著莎莎吼:&ld;你不能在這里讀書!&rd;
聽完這句話,莎莎淚水簌簌落下來,拉著爺爺的手要回家。學校也很委婉地跟吳應秋說,先回家吧。
拉鋸戰
吳應秋不甘心。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做了別人家的上門女婿;一個得了艾滋病死了。他現在只有兩個孫女了,她們是他全部的希望。
2004年,國家針對艾滋病人出臺了&ld;四免一關懷&rd;,后來又陸續出臺了關于艾滋病遺孤救助的政策。從莎莎爸爸去世開始,每個月,倆姐妹分別可以從民政部門拿到兩項合計近900元的補助,莎莎看病的錢也可以報銷。
寧鄉縣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工作人員宋立平說,莎莎一直是重點扶助對象,她每三個月到長沙醫院拿藥都是免費的,過年過節,也會給一定的慰問補助,2016年莎莎還被納入了湖南省民政項目優先申請人。
吳應秋從不擔心兩姐妹的生活問題。但莎莎讀書的問題,是心頭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