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京杭大運河沿線城市天津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發達的經濟與獨特的文化，11月21日，“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將落地天津。小編在這給大家帶來“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觀后感感想(5篇)，歡迎大家借鑒參考!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觀后感感想【篇1】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進程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進程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盡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于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通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陜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佑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余杭水門，二水合于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里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布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并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并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余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歷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后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置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后，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鑒》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后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并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后，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后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征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于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于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游離于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接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于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辯證地看，這關系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恒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于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后，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淀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征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征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范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類型，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于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筑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系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里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布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筑，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并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于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簽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并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接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系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溝通古今且連接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于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通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觀后感感想【篇2】

京杭大運河的歷史起源十分悠久，從最初作為水路運輸線到如今成為連接海河兩岸的經濟文化帶，甚至對于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溝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文化時期，如何結合國家戰略，保存這一文化遺產并對其進行建設和規劃，具有重要的文化戰略意義與深遠的時代意義。同時，大運河的開發建設直接影響我國河流沿岸的城市化建設、各色產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進展，因此，通過回顧運河的發展歷史，遵循其發展的特定規律，從中尋求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新思路，有益于其在新的階段發揮更大的價值，推動生態、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精神品質。

京杭大運河的歷史沿革

京杭大運河的建設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工程歷時約一千八百多年，從公元前5世紀初開始興建，經過朝代更迭直到13世紀末才正式完工，其是世界上最早開鑿的、里程最長的人工運河，相較于歐洲國家最早人工運河完工時間早了兩千余年，深刻體現了古代人民對于發展航運、改造生活環境的智慧和強大的意志。本文將分為三部分簡述大運河的歷史變遷，了解大運河在歷朝歷代的建造版圖和主要過程。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長江中下游地帶和淮河區域就出現了人為開鑿的運河，史書中記載最早的是公元前486年由吳國宰相伍子胥帶領吳國百姓開鑿的邗江，當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運送軍隊與他國征戰。公元前360年開始修建鴻溝，最終形成了聯結多條河道的水路交通網，極大推動了當時各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后來在漢朝陸續新建了汴渠、白溝、平虜渠等運渠，形成了大運河初步的輪廓。

隋煬帝時期，為了向都城洛陽運送豐富的江南地帶的物資，同時控制華北區域的軍事力量，公元603年開始鑿建永濟渠，后又開鑿了約一千多公里的通濟渠，之后于公元610年開始了江南運河的河道工程，之間歷時二十余載，形成了規模龐大的隋運河系統。唐宋兩代基本沿用隋運河的航運系統，并且使其發揮了重要的漕運功能，促進了沿河地帶的商業發展。

元代以來，由于運河年久失修致使多處地段不能進行航運，阻礙了物資的運送。為了使運河直接從淮北經山東進入華北區域來縮短運輸里程，改造了江南淮北的多處地帶，并最終使得京杭運河全線通航。之后，歷經明清兩代，我國勞動人民在改善河道淤塞等問題的基礎上，對運河均進行了局部的修繕。但近現代以來，由于戰爭因素導致河道被毀嚴重，直到解放以后，經重新整治和管理河道又獲得了新生。

大運河的現狀及其文化帶的建設意義

京杭大運河目前存在部分河段水質較差甚至干涸的現象，且由于流經區域極度廣泛，運河流經城市地段受到保護和重視，因而河堤建設保存較好，然而流經村莊田野等地由于無人修繕管理導致河堤的嚴重破壞，甚至成為垃圾孕育的場所，嚴重污染了水源，破壞了當地水生動物的棲息環境。不僅如此，缺乏監管也導致河道附近的古文物遺存被荒廢破壞，凝結著人類珍貴的知識結晶和辛勤付出的杰作逐漸消逝埋沒于歲月的長河。

大運河在古代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樞紐，隨著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不斷發展以及各國間的密切融合，時至今日又具有了新的特殊使命。在當代，大運河的文化建設正契合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建設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國家戰略，對于帶動旅游產業的發展也能發揮其得天獨厚的優勢。除此以外，加強對運河的建設與監管，對于古文物建筑遺址的保護及其文化內涵的弘揚也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也有益于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另外，京杭運河的文化帶建設對于促進河岸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交融、帶動沿岸區域經濟效益的增長及促進全球貿易合作的密切關系都有不可比擬的價值。

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思路

首先，應當重視運河遺址蘊含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保護留存的珍貴建筑。

中國大運河于6月22日正式申遺成功，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然而遺址的保護現狀令人堪憂，為此需要加強對京杭運河的全面認識與研究，制定有關運河文化傳承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規章，并進一步加強各地區間的協調與各部門的合理分工管轄，來從各個方面為保護運河文物和傳承運河文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其次，京杭運河自興建以來以豐富的水資源養育了沿岸地區的人民，帶動了周邊城鎮的興起與發展，如今依然可以利用交織的航線推動城鎮的建設和發展。在文化帶建設過程中，要將其與河流兩岸居民的生活和生產緊密聯系起來，可建立一些文化創意小鎮，進一步優化獨具特色的城鎮體系，使民眾充分享受運河帶來的便利與其對周邊產業的益處。

再次，可深入挖掘運河的文化內涵，利用其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觀打造養生旅游度假基地，對此可根據河段的特色和優勢進行建設和規劃，比如山東臨清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承載了厚重的運河歷史，可在當地建設博物館、運河古街等項目。另外，在水源充足、綠化優美、氣候適宜的地區可開發建設溫泉旅游景點和休閑度假區，既擴建和維護了運河的生態環境區域，又助于弘揚悠久的運河歷史和傳播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精神，從而提升國民的認同感和文化自信。

最后，可積極打造融合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多元特色文化產業，構建集生態、旅游和文化為一體的新型文化產業鏈，以綠色生態為發展理念注重環境保護和多元文化產業的協同發展。同時，積極促進農業、林業、水利建設和文化產業的融合，形成產業和諧發展、共同促進的局面。

另外，可依托我國的國家戰略和建設項目，積極發掘京杭運河的全球性戰略意義，借此提升其在世界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以國際視野打造“世界運河文化之都”，建設極具標志性的運河文化景觀，聚焦社會熱點，使大運河的文化和歷史傳播得更為深遠。

目前京杭大運河的文化帶建設已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所以必將以更為長遠的目光從整體上提升其發展層次和水平。在文化帶建設過程中，應當明確各河段的區域特點和歷史變遷，采取多元化、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同時在保存珍貴的文化遺址的基礎上加強對運河文化和歷史的傳播和弘揚，積極開拓和建設與其生態環境相適應的多元文化產業和旅游業，使運河持續不斷地造福人民，將其綿延不絕的文化精神傳揚給華夏兒女。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觀后感感想【篇3】

京杭大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與交流，特別是對沿線地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

元代會通河和通惠河開通后，京杭運河完成，明代進行了大規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

大運河的開掘加強南北交通和交流，鞏固中央政府對全國的統治，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促進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糧北運。漕運之便，澤被沿運河兩岸，不少城市因之而興，積淀了深厚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

人們常賦予“中國大運河”各種不同的意象，有人說她是“中國臍帶”，也有人說她是中國城市的“溫床”，這些寓意都在于表達大運河對生命的創造和養護所作的貢獻，正是因為大運河對其沿線自然、城市、文化生命的哺育，才使運河自身在漫長的多年的時間里有了“生生不息”的動力之源，運河兒女的勤勞智慧不斷使運河呈現出新的生命氣象。在當代，“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迎來了運河變化發展新的契機，在現代化交通高度發達的時代，大運河因為申遺成功而實現其生命轉型，她的文化生命將得到充分彰顯，“活態的、線性的文化遺存”“復雜的、豐富的遺產檔案館、博物館”是對其文化價值的高度評價，但是，應該認識到，“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只是運河變遷史上的一個新的起點，成為世界遺產不是“中國大運河”的終極目標，保護大運河，使其“生生不息”的精神品質得到可持續發展才能體現大運河最根本的意義。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觀后感感想【篇4】

京杭大運河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物質和精神財富，是活著的、流動的重要人類遺產。大運河肇始于春秋時期，形成于隋代，發展于唐宋，京杭大運河建于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嬴政)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大約2500年前，吳王夫差挖邗溝，開通了連接長江和淮河的運河，并修筑了邗城，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

我們今天所說的大運河開掘于春秋時期，完成于隋朝，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從公元前486年始鑿，至公元1293年全線通航)，前后共持續了1779年。在漫長的歲月里，主要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到了隋朝，隋煬帝動用幾百萬人，開鑿貫通了大運河，這為以后國家的經濟文化空前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隋代開始全線貫通，經唐宋發展，最終在元代成為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貫通南北的交通大動脈。

代人工天河

京杭大運河是我國僅次于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價值堪比長城是世界上開鑿最早、最長的一條人工河道，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巴拿馬運河的33倍。

京杭運河一向為歷代漕運要道，對南北經濟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十九世紀海運興起，以后隨著津浦鐵路通車，京杭運河的作用逐漸減小。黃河遷徙后，山東境內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淤成平地。水量較大、通航條件較好的江蘇省境內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京杭運河的荒廢、蕭條，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寫照。解放后部分河段已進行拓寬加深，裁彎取直，新建了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航運條件有所改善。季節性的通航里程已達1100多千米。江蘇邳縣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噸的船隊可以暢通無阻。古老的京杭運河將來還要成為南水北調的輸水通道。

申報世界遺產

3月58位政協委員聯合向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從戰略高度啟動對京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并在適當時候申報世界遺產項目。

這58位委員中，既有北京、天津、江蘇、河北等大運河沿岸六省市的現任政協主席及原政協主席，也有國家文物局的前后兩任局長——張文彬和單霽翔。舒乙、王鐵城等知名人士也紛紛簽名。

第一提案人劉楓委員說，大運河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被譽為“古代文化長廊”“古代科技庫”“名勝博物館”“民俗陳列室”，其歷史遺存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絕好實物資料，是中國悠久歷史文明的最好見證。站在保護人類文明的高度看，大運河不僅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對人類歷史發展的作用也為世界所公認。大運河水系綿延數千里，縱貫南北，構成獨特的自然風情，孕育出濃郁的線形文化景觀，如果再加上還未被很好發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容就更加豐富。

“如果將京杭大運河的歷史價值、文化內涵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相加，在某種程度上說可以與長城媲美。”兩位權威專家——1985年呼吁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鄭孝燮、羅哲文如此預測，“我們堅信，京杭大運河‘申遺’的成功率非常大。”

“大運河和長城在遺產名錄上應該是姊妹篇。”劉楓委員提醒說，但是必須看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大運河的傳統功能逐步衰弱，真實性和完整性正在遭到破壞。如果不注意啟動有如“申遺”這樣重大的、為各地重視的保護工作，她的歷史文化、遺跡和自然風光等，將不可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京杭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工作絕不是某個地方和部門的事。政協委員們建議，應從戰略高度，立即啟動對京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成立由相關部委、有關專家、沿岸政府參加并鼎力支持的研究機構，摸清大運河“家底”，盡快制定大運河整體保護規劃，并在適當時候申報世界遺產項目。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我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積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護好京杭大運河，對于傳承人類文明，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大運河的傳統運輸功能已經改變，河道、沿河風貌和人民生活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前又面臨著城市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嚴重挑戰。如果再不加強保護，大運河的歷史文化遺存、風光景物和自然生態環境就會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壞，真實性和完整性就會不復存在，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對大運河進行搶救性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到了緊要關頭。

呼吁

━━喚起公眾對大運河重要地位和多重價值的社會認知度，進一步增強各級政府的保護意識，總結和宣傳各地在保護與發掘運河深厚歷史文化內涵方面的經驗，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大運河的保護與申遺工作，延續運河文脈，傳承運河文明。

━━從國家戰略高度，建立統一協調機構，制定大運河保護的法律法規，統籌保護與發展規劃，調動各方力量，實施有效保護，科學合理利用，造福子孫后代。

━━按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要求，重視并啟動京杭大運河申遺工作，以創新的思路，正確處理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正確處理保護、利用與發展的關系，切實把申遺的過程變成加強大運河保護與管理的過程。

━━盡快成立由相關部委、有關專家、沿線城市參加并全力支持的研究機構，收集資料，摸清家底，以嚴肅的科學態度，開展調查研究和價值評估工作，向有關部門提出可行性建議。

━━貫徹科學發展觀，在大運河沿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實施過程中，更加注重大運河的整體風貌，確保沿線文物得到有效保護，合理利用資源，維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使古老的運河重新煥發青春與活力。

為了更好保護京杭大運河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我國將“開鑿”“數字京航大運河”

5月初在京召開的全國社會發展科技會議提出，我國將在“十一五”期間實施數字京杭大運河專項。

根據國家文物局發布的《文化遺產保護科學和技術發展“十一五”規劃》，我國專家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制定京杭大運河住處采集標準，系統開展調查評估工作，利用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技術手段建立京杭大運河文化遺產綜合信息系統。

《規劃》介紹，這一系統能將京杭大運河的文字、圖片、地圖、遙感圖像等非空間數據在同一地理參考坐標系下進行統一管理，實現通過文字和圖形進行統一管理，實現通過文字和圖形進行雙向查詢、檢索并對圖象進行瀏覽、查詢、分析和制圖，形成基礎信息數據庫，為實施京杭大運河的保護、研究、展示、管理和決策提供有力支撐。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觀后感感想【篇5】

京杭大運河開鑿至今已有2500余年，是世界上最綿長古老的在用運河，與矗立于崇山峻嶺之中的萬里長城一起，在中國版圖上組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字形，蘊含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智慧和豐厚的文化。從古至今，連通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對中國南北地區各個城市之間經濟、文化的互通與交流，尤其是對大運河沿線地區間工業、農業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京杭大運河主體工程的開鑿主要分為三個歷史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5-3世紀，初創時期)、隋朝時期(公元7世紀，第一次大溝通時期)和元朝時期(公元13世紀，第二次大溝通時期)。為了滿足戰爭和戰事運輸的需求，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競相開鑿工程規模比較小的運河，開鑿工程的內容一般為將兩條不相交的天然水系簡單連接到一起，實現水系之間互通的目的。

隨后，為促成南北經濟溝通發展，滿足北方戰事物資運輸需要，隋朝時期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修整拓寬了江南運河，并疏浚整修了浙東運河，古籍《資治通鑒》卷一八一中就有相關記載：“大業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廣十余丈，使可通龍舟，并至驟宮、草頓，欲東巡會稽。”由此京杭大運河最終實現了以都城洛陽為中心點，北抵今北京通州地區，南達今浙江寧波約多公里運河航線的全線貫通，這是當時全國唯一一條南北走向并溝通東西的最大規模運河，因此一般稱這一時期的京杭大運河為南北大運河。

公元13世紀，元帝國的建立使中國的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區北移至今北京地區，為實現將江南地區豐富的物產輸送至北京，元世祖忽必烈敕令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和通惠河等三條運河，其中會通河的開鑿將南北大運河裁彎取直，使運河基本呈現出南北走勢，可以直接溝通北京與江南地區。最為值得一提的是此時京杭大運河全長為1790多公里，相比前朝運河航程縮短近900多公里。明清時期是京杭大運河航運史上的鼎盛時期，在元朝京杭大運河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整治修葺，完善漕運管理制度和增設漕運機構，各種漕運、商運、貨運、游船船流如織，極為繁忙，運河通航狀況始終保持良好狀態。

京杭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產所具有的核心價值

古往今來京杭大運河的光芒與活力從未消失，由封建社會漕運繁榮到近現代行洪、航運、灌溉、觀賞、北煤南運、南水北調等等諸多功能方面持續發光發熱。這個巨型世界級線性水利文化遺產，共涉及8個省和直轄市，穿越中國東部的五大水系，約1794公里長的河道中包含了類別豐富的文化遺產點。京杭大運河的文化遺產價值已獲得世界性認可。1994年，以“運河遺產”為主題的世界遺產大會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召開，期間對“運河遺產”這一遺產類別進行了定義，指出運河作為人工開鑿的水道，從歷史和技術層面講都具備文化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是值得被紀念的人類工程，不僅體現了線性文化景觀遺產特點，又在綜合文化景觀中獨樹一幟、不可或缺。1996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發布的《國際運河遺產研究報告》高度評價了大運河的水利工程科技文化遺產價值，視中國大運河為工業技術革命前首屈一指的科技成就。，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宣布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京杭大運河作為中國大運河的主要構成部分一同被列入該名錄中。

京杭大運河具有重要的文化遺產價值，是中國及世界重要的水利工程文化遺產。作為中國農業社會體系下農業文明技術的非凡創造作品，京杭大運河歷經數代發展，創造發明了各類先進的水利工程技術，運用蓄積和調配水量彌補了河道區間水量的季節性變化和差異，并與自然水系漸漸分離僅于運河口的交匯，最終運河上的各河段成為相對獨立的水利工程體系。其水利工程體系由四大工程系統構成，分別為：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和附屬設施工程。這個系統的工程體系內涵豐富，意義深遠，是18世紀工業革命前，世界范圍內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技術的最先進之所在。由于京杭大運河流經地域廣闊，地域跨度龐大，且地域間自然條件相差甚遠，降水量、降水期各不相同，為保障河道暢通，中國歷朝歷代的水利學專家們運用地理、水利工程、交通技術、樞紐管理、土木工程等學科知識與技術，綜合改造自然水系，因地制宜地設計了大量不同形式的水利樞紐工程，建立完備的運河船閘體系，如水源和供水工程、泄洪工程、運河與河湖交叉工程、運河與陸路交叉工程、眾多控制水量和航深的船閘水利設施系列工程以及大量的駁岸、碼頭、斗門、閘壩、涵洞、橋梁、彎道等。

同時，京杭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京杭大運河經歷不同歷史時期，逐漸依托南北漕運河道的開鑿和各類科技文明結晶而享譽世界，見證了中華文明進程，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古老運河，在歷史、社會、藝術、文化等方面的貢獻早已受到世界的矚目與肯定。京杭大運河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歲月，自隋朝時期南北大運河的開鑿開運，諸如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分裂、大小諸侯國分裂而治的歷史局面基本沒有再次發生，盡管出現了五代十國時期，但持續時間不足數十年后國家又重回統一局面。這種持續穩定、相對統一的政治局面，離不開京杭大運河溝通南北、聯系東西的紐帶作用，加強了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強區域之間的溝通與了解。縱觀歷史，京杭大運河的開通目的始終與統治者對于政治統一和軍事活動的追求相伴而生，在經濟發展方面也是貢獻巨大。經濟的發展帶來文化事業的繁榮，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也在潛移默化地彼此影響著，形成獨具一格的運河文化帶。歷朝歷代運河的輸送中心與政治中心具備完全一致性，南來北往的貨品與原材料通過運河漕運互通，為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繁榮提供了必要的發展條件，為藝術文化的興起與交流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京杭大運河縱貫華夏大地成為封建王朝維持生命活力的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