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

時間：2024-08-14 15:36:59 小龍觀后感

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管理協會、中華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會、中國青年網等聯合相關單位共同發起“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活動。小編在這給大家帶來“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5篇】，歡迎大家借鑒參考!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精選篇1）

中國大運河因變而生、因變而充滿生機與活力。運河的變化經歷了一個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延展過程，自春秋戰國時期始，多年來，大運河的水系在變，河道在變，水情在變，水工設施在變，治水理念在變，治水方略在變，管理機構在變，運行機制也在變。春秋戰國時期是大運河創建初期，那時，實力強盛的諸侯國為稱霸中原、統一中國，大多會開鑿運河，滿足政治和軍事需要是運河創始期的主要訴求。當時的運河多位于水系發育的河網地區，主要是用于連通兩個相鄰的天然水體。這個時期的運河開鑿路線都不長，且為了取得水源，盡可能地利用河流、湖泊，所以大多水路彎曲迂回。這些運河與天然河道之間區別不大，受自然水體的水位影響較大。因此，初創期運河建設的成就其實更多地體現在設計者們對運河線路的成功規劃——他們以運河連接了江淮和黃淮，甚至連通了長江和珠江水系;而在工程技術方面，這時期的運河大多還只具備起碼的人工渠道和水源工程。

隋唐宋時期是大運河建設的第二個高潮期，在這時期以洛陽為中心的橫貫東西和縱連南北的大運河體系最終形成。此時，對都城的糧食供給運輸已經成為運河工程的主要動因。較之初創期，這一時期運河工程規模更大，也更為系統。運河具備了交通調度、水源供給和泥沙防治等綜合功能，且與天然河流邊界分明，成為相對獨立、完整的工程體系;在技術方面，具有綜合工程效益的復閘工程系統稱為這一時期中國水利工程領先世界的標志性工程。元明清由于定都北京，需要一條江南產糧區至北京的漕運水道，這帶來了大運河興建的第三次高潮，溝通六大水系的京杭運河在這時形成。在技術方面，京杭運河在解決黃河以北的運河供水、穿越分水嶺及黃河泥沙淤積等問題方面表現出了卓絕的創造力，其閘、壩等無論在設計、工程形式和功能方面，都代表了工業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成就。漕運制度在這一時期也日趨嚴密、完善。明清兩代，國家開始設立專門的漕運和河道機構，分別負責漕糧運輸和河道治理，管理著天下漕運事務和大運河的暢通。

新中國成立后，開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淮河治理，京杭大運河再次復興，大運河的部分航道仍在通航。目前，仍有10萬多艘船舶長年航行在運河上，大運河是中國“北煤南運”的主要通道，據統計，僅淮揚運河段就相當于8條京滬高速公路的貨運量。除了主航道承擔著運輸、灌溉、泄洪等功能外，大運河部分航道還擔負著為中國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輸水的重任，對于中國優化水資源配置、解決北方水資源短缺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千百年來，大運河流淌不息，從版圖目的的區間水道演變成古代中國經濟、思想、文化、軍事、政治交流的主要渠道，而今又繼續充當著南北經濟大動脈的角色。大運河的河道線路延續至今，大運河航運、水利、灌溉的功能仍在持續，而新的技術也會在大運河上繼續出現。如今，在京杭大運河與淮河水道交叉的地方就矗立著一座被稱為“上槽下洞”水上立交工程的橫跨淮河的水路通道。通過它，入海水道泄洪時從大運河底下穿洞而過，實現了對淮河流域下游的防洪減災，而上層大運河的通航能力和運輸功能也不再會受到影響。

“運道有跡可尋，而通變則本乎時勢”，變動是運河遺產的天然屬性，也是其生命之源。我們相信，隨著申報世界遺產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的深入，大運河的未來將迎來一個新的變化的歷史契機，在人們的心目中，這條“母親河”將不僅是航運的河流，而且是凝結了“生生不息”的中國文化基因的河流。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精選篇2）

京杭大運河北起通州，南至杭州，全長1700多公里。從文化的角度看，它具有很多特征，其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大運河文化具有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的雙重性。中國古代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社會，自夏、商、周三代以來，農耕經濟就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經濟形態。大運河的產生與當時統治者爭霸和鞏固政權有直接關系，他們的政權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也是農業文明的組成部分。所以大運河實質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大運河所經過的區域都是我國古代農業經濟發達的地區。大運河的開發和保護必須與農田水利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大運河不僅有調節沿岸生態平衡的作用，還可以起到防洪排澇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大運河的貫通直接加強了南北方農業生產技術的交流、南北方農作物品種的相互移植與栽培，促進了各地區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使運河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從而促進農業經濟的穩定增長。當大運河形成以后，在服務當時統治者的同時，也帶動了沿岸區域的商業發展。因運河而興起的商業城市，創造了獨特的運河商業文明，淮安、寶應、高郵、揚州因運河帶動，工業、商貿及手工業極為發達;濟寧是煙草盛產地，每年數百萬銀兩交易量;儀征是鹽、材料、煤、棉麻商品的集散地;蘇州號稱“天下第一碼頭”，各種集散于此;通州是全國物資流通樞紐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應特別指出，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運河區域，如蘇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第二，大運河文化具有的包容性是其內在特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最新一版《行動指南》把大運河的特點歸結為：“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這些滋養長期以來通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不斷得到體現……”這是對大運河文化的載體——大運河的特點的概括。大運河的最大特點就是“動”，包括人類的“動”，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動”，文化的“動”。大運河“動”的特點體現在文化上就是它的包容性。大運河文化的包容性是大運河文化的內在特征，指的是大運河本身心胸的寬廣。大運河溝通了燕文化區、趙文化區、齊魯文化區和吳越文化區，由于各個區域地理環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條件的差異，生活習俗的不同所帶來的文化背景的各異，軍事上的封建割據所形成的政治體制的不同，這都形成各個區域的文化的不同。大運河貫通以后，運河區域的社會、經濟得到不斷的發展，這不僅為運河區域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且也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種文化相互接觸、整合，從而形成了大運河文化的包容性。

第三，大運河文化具有的開放性是其外在特征。大運河文化的開放性是大運河文化的外在特征，或者說是大運河文化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這和大運河文化的內在特征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是由其內在特征，即包容性決定的。大運河文化的包容性是指它內在的胸懷。正是由于其寬廣的胸懷，才有對待不同地方文化開放的自信。大運河文化的開放性主要體現在具有較強的開拓性，善于兼收并蓄國內其他文化，融會貫通，逐步豐富自己的文化內容。例如，在唐代的時候，胡樂、胡舞、胡服，在運河流域就風靡一時。唐代大詩人、新樂府運動的核心人物元稹在《法曲》中寫道：“女為胡婦學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在音樂、服裝上吸取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內涵。大運河文化的開放性不僅體現在吸收對流域外各地文化精華上，還體現在吸收外域文化的精華。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逐漸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中國化，無論從佛教建筑、佛教造像、佛教儀式等各方面都呈現出中國特色。在運河沿線的北京、通州、揚州、蘇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廟，成為運河流域佛教的傳播中心。如運河北端的通州，解放前幾乎村村有寺廟，有的村甚至有幾個廟。明代后期，從西方來的傳教士利瑪竇數次通過運河從張家灣登岸進京，通過各種努力，傳教士們獲得傳教的合法地位。傳教士們在傳播教派的同時，把西方的自然科學成就也介紹到中國來，使當時的人們首次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并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大運河文化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將中國文化傳播到國外。運河沿岸的城市有很多都是對外文化輸出的重要據點，尤其是京城和運河南部城市。從唐到清前期各代，朝鮮、日本、以及東南亞、南亞諸國甚至是歐洲的客商、文化使者，經過運河沿岸城市到達當時的京城。這些人一方面帶來自己的文化，傳播在運河流域，同時也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運河沿線的文化帶回本國。特別是在元朝以后，由于北京一直是強盛、統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大運河成為東南亞諸國以及朝鮮、日本朝貢的首選路徑。貢使們往來于運河之上，見證了帝國曾有的輝煌和大運河的繁華。

第四，“外柔內剛”是大運河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分析大運河文化特征時，人們常將其和長城文化一起比較，認為長城文化具有“陽剛”的性格，而大運河文化則具有“陰柔”的特征。這種觀點只說對了一半，其實，大運河文化具有外柔內剛的特征。從表面上看，大運河缺少長城的壯觀，沒有高大挺拔的外形，只是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的一條人工河流，在普通人心里，大運河和普通河流沒多大區別。這只是大運河“外柔”的一面，大運河還有“內剛”的一面，而且，也是大運河主要方面。大運河文化的“剛”特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開鑿和利用大運河體現出高瞻遠矚的戰略智慧和治國理念。大運河雖不是軍事防御工事，但大運河不僅可以保障軍事物資的供應，還加強了南北的溝通，直接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繁榮，政權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這有利于綜合國力的提高。大運河促進了國家的強盛，國家的強大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好保障。所以，從這個角度講，開鑿和利用大運河體現出高瞻遠矚的戰略智慧和治國理念。其次，大運河是一項綜合工程，要開鑿并管理維護好大運河是對國家綜合實力的檢驗，也有利于促進國家的綜合實力。大運河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經濟實力、管理能力、科學技術等各方面的保障。以科技為例，在北宋時期發明閘室技術，至今，還為三峽水利工程所采用;涵橋疏通技術已采用了與現代水輪機相同的技術;高精度利用等高線水文地理科學原理，為當代人驚嘆。再次，從歷史的角度看，更能發現大運河的“剛性”。在中國古代，似乎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大規模修筑長城的朝代，不是滅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鐵騎之下，就是在自己百姓的反抗洪流中退出歷史舞臺。而大運河暢通的時期往往是該王朝最強盛的時期，當大運河不能通航或部分廢棄，必將給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甚至導致王朝的滅亡。所以大運河文化是“內剛”，這種“剛”是真正的“剛”。

以上四個特征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體現了大運河文化“融合”的性格。大運河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不同文化地域的文化元素之間的平等對話。不同的文化通過互動的解讀與詮釋，不斷地沖突、融合并改變著，形成了大運河文化的自己的性格——“融合性” 要深入了解大運河文化還應從特征看到體現該特征的核心精神。大運河文化具有的四個基本特征，實質上就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和”文化的體現，或者說大運河文化的核心精神就是“和文化”。所謂“和”，是指和諧、和平，其初義是聲音相應和諧。中華和文化人文精神源遠流長，《國語·鄭語》記載了西周末年史伯論和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之所以能化生萬物，是因為道蘊含著陰陽兩個相反方面，陰陽相互作用而構成“和”，“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管子》認為畜養道德，人民就和，“和合故能習”。和諧所以團聚，就不會受傷害。墨子認為“和”是處理人與社會關系的根本原則，而“離散不能相和合”。“和”是社會和諧、安定的調節劑。孔子以“和”作為人文精神的核心，強調“禮之用，和為貴”。他主張治國處事、禮儀制度應以和為價值標準。為政“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猛寬相濟互補。處理人與人關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表示孔子對“和而不同”的贊成態度。除此之外，在儒家經典中，還有許多關于“和”的論述。《淮南子》：“天地之氣，莫大于和……陰陽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禮記》：“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王夫之：“陰與陽和，神與氣和，是謂太和”等。“和”成為中國文化思想中被普遍接受和認同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大運河文化集中體現了“和”思想。大運河文化的四個基本特征都是“和”文化的體現。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精選篇3）

京杭大運河作為世界上最長、最古老的人工水道，集中展示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在歷經千年的通航歲月里，古老的大運河與生活在運河沿岸的百姓有著怎樣的歷史淵源?今天跟隨我們的記者感受一下運河人家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內涵。

大運河景縣段全長73.2公里，自南向北流經5個鄉鎮47個自然村，其中，留智廟鎮的白草洼村和安陵鎮的華家口村與大運河歷史淵源尤為深厚。相傳，隋大業四年，隋煬帝北巡游玩，途徑白草洼;隋大業十二年，秦瓊、程咬金大戰白草洼;公元744年，詩人李白也曾到安陵訪道士蓋寰，并作了一首題為《訪道安陵遇蓋寰為余造真篆臨別留贈》的詩。清朝時，康熙皇帝南巡船途經我縣境內，填詞一闕，其詞刻碑于董子祠內;乾隆帝南巡也曾駐扎在我縣城北，特為開福寺賜匾書“無量福田”四字，并詠詩二首等等。這些歷朝歷代的名人，通過運河的蜿蜒流淌為我縣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經過歷朝歷代的不斷拓寬和修繕，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京杭大運河景縣段一直承擔著繁重的航運任務，長達1367年。漕運的繁榮，帶動了運河沿岸碼頭的興盛，安陵鎮華家口村就是其中之一。當地村民李鳳林介紹：華家口一路向北都是貨場，運輸的貨物有豆子、高粱、牲口，有時也拉人。

在與村民的交談中，我們似乎得以窺見華家口碼頭昔日的繁華。雖然大運河帶來了交通便利，但是它也會發怒，吞噬來往船只。為了解決水位落差的問題，運河在形成時就設計了很多彎道，在華家口村就轉了一個大彎。景縣文廣新局局長李樹旺介紹：彎道的一個目的是控水，緩解水流，另一個目的為了河道船只運輸安全。

彎道的設計保證了航運的安全，但是轉彎處的壩體卻經受著不小的沖擊。歷史上，大運河華家口段經常決堤，村莊被淹，莊稼被毀，給當地百姓帶來沉重的災難，也影響了作為當時運輸大動脈的航運，直到清宣統3年，華家口夯土壩的修建，成功解決了這一難題。“夯土壩是清末時期，時任知縣王為人領著老百姓修建的，采用的工藝是特制的黃土，把它蒸熬了，再用上等的白灰，在南方特殊的地理位置，運來的那種糯米熬成漿，把它和成泥，然后一層一層的筑起來的。”李書旺說：“筑起來之后，它的堅硬度是很強的，當時的檢驗標準成功不成功，就是50米外強弓拉滿射箭，射在壩體上的彈回來，不再留任何痕跡，說明這個工藝是特別成功的。”如今，我們敲打壩體，聲音如打到洪鐘上，堅硬度依然完好。

自華家口夯土壩建好后的上百年時間里，華家口段再也沒有發生過決堤。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被列為世界遺產名錄，而華家口村的夯土險工作為遺產點也名列其中。

談起華家口村的運河情緣，75歲村民李鳳林深有感觸，他介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運河斷流之前，華家口村三分之一的村民都拉過船，從天津拉船一直到山東臨清。李鳳林還為我們哼唱起當年的船工號子。

余音繞耳的船工號子不僅喊出了運河精氣神兒，也見證了運河千年的繁榮與滄桑，以及運河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傳承。

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白草洼和華家口還是有名的抗戰村，全村上下積極響應號召，參軍參戰，他們不怕犧牲，英勇殺敵，充分展現了運河人勇敢堅強的精神風貌!

悠悠運河水，濃濃赤子情。千百年來，大運河以其寬厚的胸懷，滋潤了運河沿岸廣袤的土地，承載著漫長悠遠的歷史文化。如今，伴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程的實施，全縣上下正發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運河精神，乘勢而上，鼓足干勁，為運河沿岸穿新衣、描新容，共同迎接這條流動千年的中華文脈的輝煌與復興。華家口村黨支部書記閆學軍表示：今后將大力發展華家口村的旅游業，計劃建運河文化博物館，恢復從前的三教寺，把運河文化利用好，傳承好，保護好，吸引更多的游客來我們華家口，讓村民們更加富裕。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精選篇4）

首先，大運河的開鑿意味著新的生命的創造，作為一個規模巨大、歷史悠久的系統工程，無論是時間的持續抑或是空間的延展，大運河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的出現，在沿運河帶的荒野上又呈現出了具有嶄新特質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

第一，大運河的開通，使江南和華北地區的自然生命獲得了新生。一方面，大運河把原本各自獨立的中國六大水系得以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太湖、錢塘江因大運河這根厚重的紐帶而聯結在一起，中國的自然水文系統相對封閉的狀態由此被打破，形成了一個超大的流動的空間，從而激發了自然水系發揮出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大運河的貫通改變了其流域經過的自然生態，吸引了大量移民向該區域移居生息。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一帶，運河開鑿前原本是地廣人稀、林莽茂密、沼澤遍野，還處于半開化的狀態，隨著早期運河的開通，江南逐漸成為人口密集、世代繁衍、“谷帛如山，稻田沃野”“良疇美柘，畦畎相望”的錦繡之地。

第二，大運河的貫通締造了無數運河城鎮生命的新生。先秦時期，作為蠻荒時代的江南還是城鎮稀落，但是隨著運河的開鑿貫通，特別是到了隋唐時期，運河城鎮如雨后春筍般崛起，當時，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是最繁忙的運輸大動脈。兩岸“行商坐市、常亦數千”，洛陽亦成為最繁忙的都市之一。揚州則因運河成就了經久不衰的繁華，“春風十里揚州路”，使揚州一舉擁有“揚一益二”的美譽，其運河碼頭成了“萬商之淵”。而“人間天堂”——蘇州因運河通達，所到之處皆可見“山海所產之珍奇，外國所道之貨貝，四方往來千里之商賈，駢肩輻輳”。最具代表性的是山東臨清，因為把一個叫“鰲頭磯”的水洲改造成運河上一個重要的運輸和物流中心，使其一躍成為明清時期“紳士商民近百萬口”的中心城市。至于眾多的鄉間小鎮，因其枕河而建，因運而生，隨之商業繁茂，客商云集而興旺發達。如北京通州的張家灣，天津的河西務、楊林，浙北的烏鎮、南潯等。大運河構成了城鎮發展的生命線，成就了眾多城市生命的輝煌和榮光。

第三，大運河造就了文化生命的新生，孕育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態和景觀。大運河在開鑿過程中，沿岸所建的埭、堰、坎等，在運河兩岸矗立的亭、橋、塔、閘、寺廟等都因河而生，因河而興。至于文人墨客、帝王將相的書文遺跡，諸如張繼的《楓橋夜泊》，李贄的《焚書》《藏書》，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明代的吳門四才子、東林黨人，清代的揚州八怪等無不是與運河水息息相關。更為重要的是，運河的通達極大地促進了中華各區域文化的交融，齊魯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北方文化、甚至嶺南文化等隨運河的流波而相互滲透。同時，大運河也為新技術(農耕技術、印刷術、造紙術等)的傳播開辟了通道，使中華文明日顯昌隆。

再次，大運河的開鑿使運河沿岸的生命形態得到了充分的養護。無論是自然生命還是人類、城市和文化生命，隨著大運河的開鑿誕生之后，也因為有了運河的養護而成長發展。雖然有人認為隋煬帝貫通京杭大運河勞民傷財為的是滿足自己窮奢極欲的生活，因此對大運河的開通抱有不屑甚至反感，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不管帝王將相的意愿如何，實際上運河開通之后客觀上所存在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是對不同生命形態的養護。一方面，運河水滋養了無數的生靈，因其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魚蝦之裕，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漁業、商貿業、造船航運業等諸多行業的發展，使沿岸經濟社會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另一方面，運河疏通既有效地承擔了分洪、泄洪、防洪的功能，又起到防旱、抗旱的作用。保護著沿岸居民在遭遇自然災害之時增添了一道保護自己免受或少受災害影響的屏障。以唐宋以來的江南為例，可以說沒有運河的養護，就不可能有江南的富饒，所謂“蘇湖熟，天下足”，也正是得益運河航道可以把江南的糧、絲、棉等傳運天下以養育生命。

千年大運河·文脈頌中華公益直播觀后感（精選篇5）

“中國大運河”入選世界遺產催生了中國乃至全世界對大運河的熱情關注。同時也促使人們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領域去重新認識大運河。毫無疑問，循著運河開鑿、疏浚、貫通的歷史去深入具體了解大運河，考察大運河沿岸豐富的物質遺存，揭示運河對中國余年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影響等等都是極為必要的，而且對申報世界遺產而言也是極其重要的。只是我們在解讀因運河而存留下來的顯性的物質形態之后，不要忘卻中國大運河的流波所承載的不僅僅是眾多物化的內容，與運河的流波一起流淌的還有著極為深厚的文化精神，而這些精神同樣值得我們去總結、歸納和凝練，同時需要我們高揚一種精神。正如同奧林匹克精神以“更高、更快、更強”鞭策運動健兒奮力拼搏、勇攀高峰一樣，大運河文化精神將引領我們為保護母親河的永續流芳貢獻生命的光和力。

有學者認為大運河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和”，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這確實表達了大運河的一種精神特質，但是筆者認為，這僅僅是大運河的一種靜態精神，而實際上眾所周知，大運河是線性的活態的文化，是流動著的文化遺產。因此，以靜態的精神特質歸納大運河復雜的、動態的、多樣的精神內涵是不全面的。筆者認為，大運河文化的根本精神應該從運河對中國的歷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中去追尋，我們發現，大運河自開鑿之始到南北貫通，始終對中華大地上的自然生命、城市生命和文化生命的衍生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使中華民族的歷史樣貌呈現出“生生不息”的過程。因此，可以說，動態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大運河文化的根本精神。這既體現了中國大運河在長達余年歷史流波中的根本特征與價值，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學理解世界的方式相融通，也符合當代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的征程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