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國富論》有感要怎么寫，才更標準規范？根據多年的文秘寫作經驗，參考優秀的讀《國富論》有感樣本能讓你事半功倍，下面分享【讀《國富論》有感(優秀10篇)】，供你選擇借鑒。

讀《國富論》有感篇1

打開《國富論》的時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著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總感覺讀起來會使我變得暈頭轉向。

不管怎么樣，我還是讀了下來，也深有感觸。亞當斯密是18世紀的經濟學家，因此在看他的國富論時當然要從他的時代出發。無論他說的是對還是從誰的角度出發，對于今天的我看來，了解到當時的很多經濟因素和狀況，使我看待今天的經濟時聯想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歷史。應當說亞當斯密是偉大的，他提出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和社會分工，使我們直觀的理解社會經濟的發展史。就這一點我們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亞當斯密。應當說每一個觀點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識之上，亞當斯密的觀點也不例外。然而讓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學者，不是為了提出觀點而是為了整理觀點而努力，一點點成果沒有經過考證便自認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發表。我佩服亞當斯密的精神。亞當斯密一生中為什么只有這一個成果，并不是亞當斯密寫完這本書之后就沒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肅，當亞當斯密處于彌留之際時讓別人將除《國富倫》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毀掉，為了不讓半生不熟的觀點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讀下來，使我不由得對作者獨特的見解和高深的學問敬佩不已，正是因為有了許多像斯密這樣的偉人，我們的社會才能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作為新世紀的主人，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傳承和發揚下去呢?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于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于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

讀《國富論》有感篇2

1999年11月20日6時30分6秒，在朦朧的煙霧中，在千萬同胞的期待中，我國的第一艘宇宙飛船最終成功發射。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又向未來近了一步，也更向科技發展的新時代更近了一步。

17年后的一天，我正坐在舒服的沙發上，專心致志的看著手中的這本《國富論》，竟情不自禁地把它與祖國的復興之路結合起來。

開《國富論》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專著。這本專著共為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程做了系統的描述，它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論代:從《國富論》中文懂得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自由主義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十分重大的。

在我國的今日，脫離了計劃經濟也可是三十年，與英國將近三百年的自由經濟意識還無法相比，東部開放的海城市還好，西部地區則明顯的體現出落后，不但經濟落后，思想也落后，表現命令不到絕對不作為的慵懶心態，與沿海開放區的那種創新思想大相徑庭，這也是西部發展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所以思想不自由，不主動，就會落后。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難以創新的國家，可是少年強，國則強，少年弱，國則弱。中國沒有因為別人的評論而放棄自我的夢想，從來沒有放棄過追夢。因為它深信，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只要不放棄自我的信仰，就會成功。就算失敗了也要再爬起來，因為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夢。就好像每個人都能夠仰望星空，心光灑在每個人的臉上照亮更加豐沛的人生，也照亮更加燦爛的中國。

讀《國富論》有感篇3

《國富論》是一本怎樣的書呢？雅各布·維納曾指出，“好的教科書的功績在于對理論的綜述、生動相詳實的說明，以及把僅有學者才能明白的材料以簡明易懂又系統化的方式進行重新表達。”按照這種定義，加文·肯尼迪認為：《國富論》不是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也不是現代經濟學家心目中的那樣經濟學理論著作。

《國富論》的全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它是以英國為案例的個案研究，體現的是亞當·斯密的世界觀在更為宏大的歷史上的應用，如：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國經濟在緩慢而穩定的增長中出現了持續改善的跡象；如果改變了對待同鄰國和北美殖民地的國際貿易問題的政治立場，英國經濟能夠好到什么程度；與此相比較，是什么妨礙了它，使它不能做得更好，等等。

《國富論》有五編構成。在第一編和第二編中，亞當·斯密追蹤了社會從人類最“粗野”的時代（狩獵時代，以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為代表），最終發展到“商業”時代（經過勞動分工獲得發展，而勞動分工實際上是由人類“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商品交易”這一習性引發的）歷史情形，這是亞當·斯密闡述政治經濟學時的主要特特征。他解釋了市場的基本活動，解釋了貨幣的演化如何促進了已存在的交換方式（并在必須的時間地點促進了被市場程度所限制的勞動分工），解釋了那些商業合作維持生計的人們之間的關系，也解釋了他們分享共同勞動所得的不一樣方法。

《國富論》的中間部分（第三編和第四編）篇幅較長。亞當·斯密批評了一些錯誤觀念并將其概括為“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思想”，并說明了它如何扭曲、妨礙和阻撓了本來能夠實現的增長，從而減緩了繁榮富裕的傳播，讓社會，尤其是社會中最貧困的人付出了實實在在的代價。

《國富論》的最終一個部分（第五編）探索了什么樣的政府行為和政府干預（如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還有維護君主尊嚴等）適合于激發經濟的增長，其中包括對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宗教機構進行投資，以及設計何時的稅收體系。

《國富論》總體上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問題。

讀《國富論》有感篇4

《國富論》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一個人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為我們增加國民收入水平指出了一條明路。一部蘋果手機賣幾百美元，中國裝配工人只能拿其中的幾美元，零件制造商只能拿幾十美元，而蘋果公司即沒有提供原料也沒有組織生產卻能夠拿走絕大部分利潤。看待這個事實，我們不能簡單的將其歸結為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剝削壓榨。我們應該認識到，收入分配取決于勞動創造的價值。中國一條流水線上的裝配工人們工作了一天，裝配了一千部手機，他們能獲得的報酬絕不會高于他們裝配這一千部手機的勞動的價值;而一個蘋果公司的員工工作了一天，寫了一個補丁，修補了系統的一處漏洞，應用于全球千萬部蘋果手機，他的勞動為用戶預防了難以估量的損失，難道他不理應獲得比裝配工人高得多的報酬嗎。所以，我們要潛心科研，占據行業中高端位置，從低端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讓自己的勞動價值得到提升，這才是提升國民收入水平，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根本途徑。

《國富論》雖然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不能否認，它畢竟是一部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理論基礎的著作，其中的一些理念我們不能照單全收。《國富論》中提倡分工、重視教育，這都是我國所認可并大力推行的，但它所描述的政府職責、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卻有待商榷。《國富論》認為，政府主要的任務在于對外抵御敵國，對內執行司法，并“創建并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事業”的各種設施。這些的確是政府的職責，但卻遠遠不是政府的全部職責。《國富論》主張將生產調節交給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但它沒有看到市場的盲目性。比如說，今年的蒜賣的價錢很好，大家一看，第二年都去種蒜，這勢必會導致第二年市場中蒜的數量飽和，只會導致蒜價狠跌，所有人都虧的血本無歸。這主要是由于市場信息沒能及時傳遞導致的。政府作為管理者，其較市場中的參與者而言具有獲取信息的天然優勢，若政府出手及時在宏觀層面上對生產進行調控，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悲劇。

讀《國富論》有感篇5

《國富論》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圣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大著作之一，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經典譯作，是經濟學的必學篇目，也是會計領軍班推薦的研修文獻。這本書早買來擺在我書柜很久了，一直沒完整仔細地讀完。近日得空仔細捧讀了此著作，自覺收益匪淺。

《國富論》全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1768年開始著手著述《國富論》，用了近十年時間創作的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于1776年，該書的出版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全書共分五篇，總計32個章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后，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后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全書基本涵蓋了古典經濟學派所討論的所有問題，并對各個問題進行了最基本的理論闡述，對后世經濟學家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于經濟學的目標。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明確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即政治經濟學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目標是“富國”和“裕民”。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沒有民眾的富裕，“國富”就成了無源之水。而無論是富國還是裕民，皆有賴于國民財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要想實現國民財富的增加，就必須解決如下互有聯系的兩個問題，即什么是國民財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國民財富。前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問題，后者涉及的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原因。

讀《國富論》有感篇6

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齊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說起國富論真的是經濟學當中的開山之作，至今200余年仍有很實際的經濟指導思想與教育意義。

先說說這本書產生的時期。那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們明白英國是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時代較早，資產階級革命也相對不夠完善，實現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妥協，議會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憲制。在這種情景下，當時的英國還擁有著很多的封建殘余，很多的封建主還擁有著土地，仍然能夠在經濟上和資本家一較高下。而資本家都是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仍然看不到商業的發展前景，也不明白該怎樣做。從微觀的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既是如此，那么對于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來說，商業發展的影響更是巨大，東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開辟出了新航路，并且經過殖民掠奪的方式奪得了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殖民地，也所以獲得了很多的資本積累，東邊的法國已經奪得了西歐的陸上霸權，掌握著西歐的經濟命脈，而長期居住在北歐的以海牧維生的荷蘭人，又霸占著國際的海路貿易。在這種四周環敵的地理位置與貿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國如何崛起，新興資產階級如何生存，在他們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這個時候，先知誕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穌，也不是佛祖釋迦牟尼，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個在海關任職的專員，而就是他教會了英國的資本家們該怎樣做，使大英帝國在百年之內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強

國，這個人就是英國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先生，〈國富論〉的獨家作者。

為何這本書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呢？閱讀過本書后我們不難發現，本書雖然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而當中的經濟學思想卻十分縝密，確實能夠稱的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里面的很多思想仍為我們此刻所用，經久不衰。

勞動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們最早上在高中學政治時期提到的社會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類社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原始社會中期的原始農業與原始畜牧業分離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發生在奴隸社會中期的農業和手工業分離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是當時的英國所處的時代，商業與手工業的分離，促進著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這些思想雖然都是馬克思具體提出的，而這些思想的雛形卻是亞當。斯密的提出。一個資本主義思想的開山鼻祖，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無上宗師，似乎是兩個勢不兩立門派的絕頂高手，卻在社會發展與歷史研究這門武學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與感悟。三次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的三次飛躍使亞當。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勞工分工能夠充分提高勞動效率。例如平時資本家們生產產品，都是讓工人一人對一臺機器的生產，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時候，汽車的生產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線作業的方法，每個工人都有屬于自我零件的任務分工，他們不用在一個人或幾個人對著一輛車子工作，每個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擰螺絲那么簡單，可是分工后出來的效果卻是企業效益的高度暴漲，這

就是勞動分工思想的魔力。

剩余價值論，這似乎又是馬克思提出的，而這也是亞當。斯密最先提出的，可是他們所處的角度不一樣，亞當。斯密站在資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潤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中來，僅有這樣才能不斷的積累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資本家們就會越來越富有，而資本主義國家也會所以而積累很多的財富而稱霸世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最終的目的就是讓工人們站起來，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

階級論，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系，屬于生產關系之間相互矛盾卻又相互依靠的關系，地主為了取得高額利潤而抬高地租，資產階級又要為了減少成本和提高利潤而與地主討價還價和降低工人工資或提高工人勞動時間。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點活以及提高自我的工資而與資本家進行交涉，甚至罷工與暴力革命。這生產關系的三環一環套一環，缺一不可。其實這個思想在我國的現實社會也是有很大的意義，我國最大的地主就是國家，因為土地是國有的，在可用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的今日，國家不得不將地租抬高，賣給有競爭力的房地產商，而代表資本家的房地產商為了支付高額的地租而抬高房價，而作為類似于三環中工人階級的消費者，就要和房地產商討價還價，甚至不斷變幻東家，以取得貼合自我經濟實力的住處。而在很多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擔憂的時候，國家又要研究消費者的實際情景下條文說如果房價再不下調，就對城市一二把手進行懲辦。所以說，三環之中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互相影響，這種思想用在今日，用在中國也是完全適宜的。

而〈國富論〉當中最為重要，也最有意義的思想莫過于自由主義了，也是我們高中政治經常提到的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俗稱“看不見的手”，在當時的世界局勢當中，唯有英國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貿易壁壘而公開的和任何國家進行貿易合作，英國以自我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優惠來換取其他國家對自我的優惠。甚至在英法戰爭中，英國運用自我的財富采購著先進的武器來消滅法國部隊，而這些財富都是經過英國賣給法國軍隊用來做軍服的棉紡織品而賺來的。

當然，一味的自由主義雖然能使資本家取得高額的利潤，可是另一方面卻會使資本家過于的盲目對待市場，投資市場，為了高額的利潤哄抬物價，結果會出現生產出很多的剩余產品，資本家為了不使物價下降，公然違背價值規律，寧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價賣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由于消費不起干脆不消費，甚至游行示威，這導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資本家破產，國家的統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誕生了凱恩斯主義，即我們今日說的國家宏觀調控，俗稱“看的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只憑市場調節，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只憑宏觀調控，就會使市場失去自由與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圣經，把他關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于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讀《國富論》有感篇7

《國富論》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亞當﹒斯密把人的自利心與公利心做了和諧的統一，讓我們知道了自利與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有利于整體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自然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著人們做出有利于社會與個人的最佳選擇，沒有任何政府與個人會代替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必會帶來混亂。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什么呢?斯密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是全書已經告訴我們，那之“看不見的手”正是人類的利己之心。

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的失敗，已經回歸了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充分，在諸多領域內還存在著壟斷﹑不平等﹑欺騙﹑霸權，等現象，這些現象造成了社會的諸多不和諧。但這并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充分，當中還存在著過多的政府行為。斯密告訴我們一個好的政府所應該做的是1﹒保護國家不受其它國家侵犯。2﹒維護司法的正義。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也要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在目前社會轉軌其間，老百姓們切不要對市場經濟失去信心，如果我們拋棄市場經濟，我們將回到更壞的計劃經濟。政府更不要自以為是，以為沒了政府，市場經濟就會陷于混亂。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關心自己利益的人民來推動，而不在政府。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得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就如同老子所說，“太上，下知有之。”政府更要知道自己的界線在哪里，這樣才是一個好政府。

在文章最后，驢想起了一個故事：1956年10月是 的70大壽，當時蔣婉拒祝壽，但盼海內外同胞就國計民生問題直抒所見。《自由中國》雜志向胡適先生約稿，胡適先生有感而發，寫就《述艾森毫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胡適先生在結尾勸蔣說：“一國元首要努力做到‘三無’，就是要‘無智﹑無能﹑無為’;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學。他希望蔣‘徹底思想這六字決’。努力做一個無智無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御眾能’的元首。”

讀《國富論》有感篇8

亞當·斯密在本章第二段說：“在土地尚未私有，資本尚未蓄積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勞動全生產物，皆屬于勞動者，沒有地主分配，亦沒有雇主坐享。”

我認為這并不能完全描述人類原始社會的狀態，這只是相對原始的社會里的一種現象，必須還有其他許多值得追溯及補充的地方。可是，出于本章的論述要求，其它的東西此處就不再多言了，以免累贅。

按照亞當·斯密的描述，當土地未私有，資本未積蓄的時候，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東西是全部屬于自我的。他們擁有勞動的全部價值。

如果這種狀態一向持續下去，隨著生產的熟練以及技術的提高，產品會越來越多，人們的勞動工資也會越來越高。其實就是說，勞動者可支配的生存資料變多了。

再加上分工的確立，社會生產力越來越增強，伴隨著，人口也將越來越多。那么，生產資料的稀缺性就會逐漸體現出來。人們便會開始占有、爭奪各種資源、材料，以求更大規模的生產，從而獲得豐厚的回報。如此一來，便需要尋得一種維持穩定的方法，這種方法應當就是確定所有權。至于所有權如何確定，想必得經歷諸多曲折，此處也說不清了。

并且，有的人在發展過程中會不斷的積累資本，最終，他們又會把資本投入再生產中。

這表現出，社會上開始出現一部分有勢力的群體，他們具有必須的生產控制力。那些處于弱勢的群體，想要勞動、生產，卻沒有土地和資本，或者說依靠于他們，能夠更簡便地獲得生活所需，能夠讓生活相比以前有所改善。這就使他們選擇依靠于地主和資本所有者。在這種情景里，地主、資本家所具有的勢力更大，他們能夠要求勞動者讓出一部分生產價值。勞動者為了生計，只能妥協。在這種情景下，勞動者就無法獨自享有全部勞動生產物了。

可是，地主、資本所有者的權力卻也不是無限的。這同樣需要與勞動者之間達成一致，他們必須給予勞動者基本的工資。尤其在初期土地、資本其中并非十分顯著地情景下，社會要到達穩定，就要有一種讓各方都能夠理解的協議。在這種情景下，分工的優勢便更加體現出來，社會上的產品也會越來越豐富。

可是，隨著這種發展的趨勢，土地、資本便會越來越集中，其所有者的權力也越加膨脹，他們控制了社會的生產，他們能夠向勞動者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如此，勞動者與地主，資本家之間也就難免發生爭執了。

接下來的資料中，講到維持勞動支付的基金以及勞動工資和食品價格的關系，我看得實在不很明白，那就大致了解一下吧。

所謂“維持勞動的基金”應當指現下的物質積累，這些積累中有一部分要維持生活，有一部分要投入再生產。那么，勞動的多少就應當與這部分基金的多少相對應了。按照這樣的理解，其實就是，不一樣時代，勞動者數量不一樣，因為維持這部分勞動者生存及生產的物質積累不一樣。

至于勞動工資和食品價格的關系實在傷腦筋。留待以后再看。

讀《國富論》有感篇9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于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圣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并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并不了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

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后，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后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筑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讀《國富論》有感篇10

英國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后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后問題是，(讀書筆記)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斗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