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程親子園事件曝光的背后：是極端個案還是普遍現象
上海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曝光后，虐童教師的行為令人發指，然而在這事件的背后，我們卻要反思，為什么攜程親子園那么多老師，員工，都沒及時發現反映涉案老師的不法行為，這個“極端個案”為什么最后是家長通過孩子的傷口才發現的呢?眾目睽睽之下，這類型的親子園事件已經是普遍現象了嗎?
上海攜程托幼所老師疑似毆打孩子并喂芥末。看過視頻的家長，紛紛表示這樣的行為“令人發指”。
但光有情緒發泄并不解決問題。稍稍了解一下目前幼托機構的注冊情況，就會發現，要杜絕“我們的寶寶太可憐了”的境況，并不是靠口水就能實現的。
令人發指的行為，直到家長調取監控錄像時才發現。攜程目前對外公布的最新消息稱，這是一家完全交第三方早教機構管的親子園，該機構具備相應的早教資質。但恰是那一句“相應的早教資質”，看似符合規定，其中卻大有玄妙——
親子園容納上百名幼兒，老師和管人員也有多名。即便是單個老師行為極端，那么眾目睽睽之下，其他的老師和管者是長期沒有發現，還是發現后視若無睹，甚至包庇縱容?
這個具有“相應的早教資質”的機構，是否在承接親子園時就明確相應的監管義務，并在運營過程中切實履行了監管義務?
因為偶然調取錄像而被披露的這起個案，究竟是一起孤立的極端個案，還是一種普遍現象，有更多類似事件隱而未發?
極端個案之后，企業的緊急處是否足以觸碰核心問題，又能否讓這一本屬于創新的舉措繼續生存下去?
每個問題，都屬于公眾關切，需要監管方、運營方用詳實的調查作出回答。
在公眾的心目中，圍繞孩子無小事。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得到細致照顧，這是基本的社會共識。但殊不知，我們對于親子園的期待本身，可能就有偏差。
現階段的學前教育機構，多處于灰色地帶。它們承擔教育功能，但其本質是商業企業。據一位長期從事早教行業的業內人士介紹，國內的早教培訓一直有很大的缺口，但于教育資質的托兒所很難申辦，大部分都是走工商登記渠道的企業，其比例超過90%。
這些企業的經營行為受工商部門監管，但其教學內容、師資和環境等問題，卻沒有明確的監管方。在監管缺失的情況下，早教行業的責任心純屬企業自覺。
資本主導的早教企業，無論是存在于純市場化的商場，還是通過與大型企業對接的方式作為其員工內部福利存在，終究都是面臨租金、人員成本的壓力的商業企業。一旦有了前期投入，投資方都是先談利潤回報率，然后才看客戶滿意度。即便一些有良知的企業會對從業者制定要求，但在生存壓力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很難有人真正去關心這些細節問題。而這時候，就是需要監管方出場的時候。
學前教育不是不能走市場。相反，要滿足需求與供給的巨大缺口，類似攜程親子園這類購買服務的模式，本身是值得復制推廣的大方向。但問題在于，學前教育因其涉及低領兒童，又涉及教育，就不能完全依照單純逐利的簡單市場化方式運作，而應當在正常市場監管之外再加入必要的特殊監管，以確保其服務質量。
這不能只靠企業自覺，更要靠社會多方介入。在攜程親子園一案中，涉事托管機構的資質就存在多重疑點，而這些顯然是在其進入市場伊始就需要把控，并在運行過程中需要時時監控的。
這種把控涉及相關企業的方方面面，從目前看，最突出的還是師資問題。
在國外，很多托班就是社區內的全職媽媽，她們在家照顧自己的小孩，覺得還有余力，就會去完成一個能夠從事幼兒照看資質的考試，然后基于社區就職一個托育機構。這樣的機構規模不大，但全職媽媽們很有愛心，也有基本的職業素養。
和國外模式相比，國內的早教機構規模并不小，但出于成本考慮，民辦幼兒園、早托班對老師要求較低，不少老師甚至是“半路出家”的其他人員，沒有受過專業訓練，也難談道德感，社會各方對此則缺乏足夠監管機制。
此番引發巨大爭議的事件，某種程度上是監管真空的一種爆發，而要根治問題，顯然需要多個政府部門和相關方面，尤其是這些機構組織的培育方、托管方即刻介入，予以根治。
當然，仍然需要強調的是，攜程托幼所這種模式的本意是好的，對緩解員工的嬰幼兒照顧難題是一種有益的嘗試，而這起極端個案的處，會直接影響這一模式的生存前景。
托幼服務短缺的大背景下，“好經”如果念歪了，矯枉過正之后，受苦的終究還是社會公眾。